亲自蹲守在豆瓣，只要有一个人点了想看，就关注私信你，把网盘链接和观看方式都递到你手上的导演，这，就是独立电影人蒋能杰。
这部片子就是他的作品《矿民、马夫、尘肺病》，在肺炎笼罩下的日子里，它悲壮地红了，这部纪录片冲入了豆瓣「口碑电影榜」，并「霸榜」两周，人们通过这部片子认识到另一种受伤的肺。
蒋能杰一直做的就是公益题材的纪录片，这部《矿民、马夫、尘肺病》也不是他第一次用网盘进行传播的片子，只是有幸被大家所看到和关注。
早些年，纪录片氛围还好，他的大多数作品会在高校、民间放映机构里公开，但到了前两年就十分艰难，在大家因为不可抗力原因困在家里的时候，蒋能杰只能放弃版权，用最笨的传播方式来让更多人看见。
蒋能杰说，“我从事公益题材影像创作十年，这是我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坚持记录、传播、发声，只有这样才可以发挥公益影像应有的价值。”
蒋能杰的高中大学都是学理工科的，但从来不是传统意义的好学生，反而整天不务正业。读书的时候，他会翘课泡图书馆，或者是自己跑去疯狂看电影，导致不喜欢的科目常常挂科。但欣慰的是，在图书馆和电影里，他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和目标。
但非科班专业的学生毕业后想要从事影视相关的工作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在工作中从事的商业片往往不是他内心真正想做的。
为此，蒋能杰一边工作赚钱，一边断断续续的拍公益片，跌跌撞撞地走出自己的路，长时间出于负债累累的状态。
那会儿正是轰轰烈烈“撤点并校”的时候，为了孩子们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村里的小学拆了让孩子们全部去镇上中心小学上学。
但是蒋能杰他老家的村子比较大，当时有1600多号人，上学的孩子也多。拆了就麻烦了，村里去镇上上学，崎岖的山路来回有十几公里，马路又没修好，小学高年级孩子可以走路，低年级的孩子怎么办？
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在外务工，所以出现很多爷爷奶奶陪读的。陪读开支很大，民怨也大，村领导多次申请重建，但几年都没有结果，只能边申请边在村民家办了一所临时私立学校，请一个代课老师给低年级孩子上课。
蒋能杰特别想用纪录片反映这样的一个问题，只是钱攒的不够，又急着要拍，就跟他在外务工的堂妹借了4000块钱。一共凑了将近7000块钱去买了第一台摄像机，专业的人员就只有他的堂哥。堂哥大学是学摄影的，两兄弟合作拍了一个多月。
拍完就没钱了，借了路费蒋能杰就继续出去找工作赚钱，那会儿他就一直惦记着拍摄的这十几盘带子。也没剪辑设备，还写信求助了一些名人，但这些信件如石沉大海，没有回复。
后来，他找到堂哥的大学同学宋志伟，宋志伟毕业后留校，在高校机房工作，蒋能杰就辞工赶去太原，钱不够，还把电脑800块钱给卖了凑路费。
到了太原，宋志伟白天不敢剪他的片子，怕学校领导发现，只能晚上偷偷摸摸地剪。蒋能杰也就白天睡觉，晚上工作。那会儿快年底了，特别冷，下着大雪，大雪还把他们学校的大树压倒了。而蒋能杰在太原的短租房没暖气，晚上睡觉特别冷。
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过了一个月黑白颠倒的生活才把片子剪完。后来这部纪录片入围了中国纪录片交流周，也给予了蒋能杰非常大的动力。
但乡村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不只是一个教学点能解决的，教学楼等硬件设施好了，老师却始终没招到。同等待遇，甚至更低的待遇，谁愿意来偏远的山村教书？后来派来了一个快50岁、代课将近30年的张老师来，他一个人教两个班级。
蒋能杰知道了这一条消息，直接辞职回老家村小学支教去了。他想着，支教的同时他还可以跟拍这一些孩子们。
他的第一台摄像机快淘汰了，录音效果也不好。旧账还没还清，他又跟同事借了2000块钱，加上当时自己原来攒的4000块钱买了一台高清DV。刨去回老家的火车票，蒋能杰当时身上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幸运的事，回老家吃住和支教不需要额外花钱。
蒋能杰的父母是比较传统，时常责骂他的选择，但到最后还是心疼他，也没有真的阻止。他那会儿有一部300块钱买的手机，用了快三年，修了两次又坏了，他的妈妈实在看不过去，就偷偷塞给他1000块钱让他换手机，只是这钱后来也被蒋能杰拿来拍片子了。
支教期间，蒋能杰几乎每天和张老师，还有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时常拿起镜头就可以记录他们。一个学期后，张老师走了，蒋能杰也只身回了北京。其实在北京的工作也不错，他在光线传媒工作了一年。但是终究是因为放不下村里的孩子和这部片子，又辞职回家了。
棉花沙是蒋能杰的故乡，这是湖南邵阳的一个小山村，以前是种棉花的地方，“沙”在土话里是土地的意思，棉花沙也是他工作室的名字。
蒋能杰的镜头几乎都对准乡村，从他的画面表达中，会很明显地感觉到他是一个乡土情结比较重的人，这些年，他用纪录片的形式去记录老家的点滴变化，希望能让孩子明白他们所经历的年代，也希望他的后辈能“知来路，识归途”。
他始终在为乡村的边缘人群发声，尘肺病患者、乡村留守儿童、空巢老人……都是他镜头的捕捉对象，并且每年定时进行回访，在回访过程中，蒋能杰深知，他们的命运被时代裹挟，没有选择。
在小时候，蒋能杰的父母也曾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所以他深知乡村留守人群的无奈和痛苦。
然而长大了从大城市返乡后的他惊讶地发现，乡村留守这些年的情况并没改变，明明我们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改善了，但城市和乡村的资源分配不公平确好像越来越大。
在纪录片《村小的孩子》中，蒋能杰问镜头下一个个稚嫩的脸庞，你们未来想做什么？
剧情片《矮婆》是继《路》《村小的孩子》《加一》“留守儿童”三部曲的延续，其中很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呆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家乡’。
“矮婆”不是老太太，而是一个小女孩，乡村习俗是贱名好养好带，所以老家很多男的叫“矮子”，女的叫“矮婆”，类似于“狗剩”“狗蛋”之类。在乡村，父母外出务工不在身边，很多长子如父，长女如母，需要承担更多。矮婆就是这么个长女，所以女孩生活上除了养大自己，还要照顾两个妹妹和一位残疾老奶奶。
矮婆在经历了纯真童年、叛逆青春、家人病逝、发小的好友去广东打工之后，最后随亲戚南下了。
电影的演员全是蒋能杰老家的熟人，主人公小云洁更是之前《村小的孩子》那部纪录片里跟拍的对象。
剧组的团队人员，特别是核心主创，当时没钱也来友情支持，不离不弃。就这么拉起来的队伍一起完成了整部片子的拍摄，整个团队，中途没一个人拍走人不干的。
电影《矮婆》豆瓣现今评分有7.6分，在国产影片里算是高分了，远远超出了蒋能杰的预期。
蒋能杰于影片上映后评价片中人物的命运走向“像个预言”：影片中表演出去打工的孩子们在拍摄结束后的真实的生活中确实都外出务工，早早地步入了社会；影片中的代课老师后来确实外出打工了；只有云洁在社会的资助下继续学业。
蒋能杰表示，相比他镜头关注的好多群体，他一直感觉自己已经很幸运了，没经受太多的苦难和坎坷。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还能养家和活命，还能每年出一部作品，已经很感恩了。
有些观众看完纪录片，会嘴里喊着“导演”，然后站在道德的高度来提问：片子里代课30年的老师有没有转正？你为啥不帮他们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都解决不了，你拍这个纪录片意义何在？留守儿童的家庭为什么这么穷？……
他很憋屈，有时只能给自己开脱，他说他不是导演，片子里反映的很多问题不是他导演的，那导不了，也演不了。他的能力有限，每个人需要各司其职，做好自己的工作，各自问题各自解决。
蒋能杰说，他拍很多关注社会问题的公益题材纪录片，不论是拍摄还是放映，只是想让更多人看见而已，因为看见和正视一个社会问题是改善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前提。
而纪录片的意义就在于让这么多东西被看见，纪录片不能改变世界，只能影响一些人，让人看见一些东西。
社会需要有良知的媒体人、学者、律师等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都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也在推动社会进步。蒋能杰说自己很钦佩那些人。
但蒋能杰也不是只做记录，他还开展了乡村公益图书屋，他希望这儿的图书屋能成为孩子们放学、周末、假期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希望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不只是玩手机、打游戏、看电视。
蒋能杰不敢把地方叫作图书馆，因为在他的印象里，图书馆的规模很大，但图书屋的规模比较小，这样子小规模的图书屋现在已经陆续地开展到更多地方了。
人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不停地折腾，大时代下，大家都在讨论各种议题，而蒋能杰更希望去关注个体，关注人，也在努力讲“人话 ”。
他希望，不论是纪录片，还是这些图书屋，都能成为大时代下的个体，那些孩子们长大后回忆的一部分，也希望它们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023年4月15日，由交大安泰主办，蒋能杰导演在网易蜗牛读书馆做了一个公益讲座，为更多的劣势群体发声。